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岐黄楼

余之为医无所求,但愿汇中做正流。致远勾深索精微,终身沉潜岐黄楼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城建与时尚(一)  

2013-10-24 10:41:31|  分类: 醒世恒言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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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三十多年,中国城市“学习”国外的潮流,基本与领导出国考察的路线一致。
  从水泥森林纽约曼哈顿,到光怪陆离的拉斯维加斯,从花园城市新加坡、宜居城市温哥华到全球最吸引眼球城市迪拜,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“外貌协会”,喜欢的是宏大叙事——它们会被那些高大整齐、气势磅礴的外观所吸引,后来才开始逐渐注重内涵。
苏式规划,埋下了“城市病”的隐患。
  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中国时,学习的范本是多样的。
  1929年《首都计划》的蓝本是美国的华盛顿。伪满洲国时期的《大新京都市计划》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,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、霍华德的“田园城市”理论,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。新政权建立之后的《梁陈方案》吸收了大伦敦规划的“有机疏散理论”。但是,最后对中国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来自苏联老大哥的规划,由意识形态作出的选择为如今的城市病埋下了隐患。
  20世纪50年代,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,为配合这批项目,短时间内,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城市。这一阶段留下了苏式建筑、工人新村,还有城市病的隐患。城市格局看起来严整、理性,被清晰地划分为生活区、工业区、商业区,功能区规模宏大,路网结构庞大,城市看起来很气派,但是上班、购物、生活分别在不同的区域,交通成本大,并不宜居。
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说,承袭自苏联的规划如果要被修正,可以通过加密路网,在功能区内植入新的功能来解决,但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城市的整体结构,照抄了莫斯科的城市结构——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一圈一圈放射出去,一旦经济急速发展,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就会收不住,“首堵”北京的悲剧便在于此。
  20世纪90年代的大连曾经想要建成“北方的香港”,田宝江说:“当时大连的很多做法是向北京
看齐的。”比如,香港是不可能有“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”,大连星海广场的模板是天安门广场,站在高处的领袖可以让广场上的人民一呼百应,这是政治在空间上的投射,更早的模板是莫斯科红场。在红色政权在此进行阅兵礼之前,红场是沙皇进行加冕礼的地方。空旷的广场本质上是一个威权的产物。
  但类似的宏大叙事却十分符合地方官员的趣味,从一线城市到乡镇,城市扩张路线图被不断复制:建一个巨大的行政中心,门前一片大广场,如果领导大手笔,还会在广场上建一个“亚洲第一”或者“中国第一”的喷水池。广场前是八车道大马路,两侧分布着体育馆、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,有钱的城市会请国外建筑师设计,实在不行就山寨一个。行政中心、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新区地价上涨,然后政府开始卖地,商业楼盘进驻,一个全新的城市便横空出世了。这是少有的中国式独创,但已经有了失败的 “鬼城”案例。

     ——金雯《读者》2013年第2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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